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内阁大库已年久失修，库墙部分倒塌。至宣统元年（1909年）库房破坏更为严重，经罗振玉报张之洞奏请，才把库中所藏大部档案迁出移交给学部管理。学部把这批档案放置在国子监和学部大堂两处。
1913年（民国二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国子监设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16年该处迁往午门，并把原存在国子监和学部的档案搬迁到午门与端门门洞中。
这些档案虽在清朝幸免于焚毁而保存了下来，但长达十几年间，历史博物馆并没有妥善保管，只是把其中比较完整的挑选出来放于午门楼上，余下的装入麻袋仍放置于原处，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整理。
这些档案一直处在无人管理状态。这就引起了上自教育总长、次长下至工役们的浓厚兴趣和“关心”。他们乘工作之便，或以“考古家”的身份，怀着对古物的深厚感情，梭巡于尘埃间，伫立于纸堆旁，你偷我拣，偷得不亦乐乎！
至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因经费困难，官僚们就拿这批档案打主意，将其变卖以补充教育部的经费。于是将放置午门和端门门洞里的共重15万斤档案装了八千麻袋，以大洋4000元的代价卖给北京西单牌楼的同懋增纸店。该店买得这批档案后，取去麻袋，渍水之后用芦席捆扎成包，由大车分送定兴、唐山两地以作重造纸料，同时又零星卖出不少。
1922年2月，有人拿了朱批谕旨和题本之类的清代档案要卖与罗振玉之友金梁，金本是清朝驻防杭州的旗人，也是个遗老，他联想起一个韩姓的古玩店里曾购买过题本、朱批等件，立即认出这是大库的档案。同时罗振玉在北京市上也看到有“洪承畴揭贴”，“高丽王进贡表”等大库档案出售。于是，罗、金二人经多方询问，才知历史博物馆的大库档案已卖给同懋增纸店。金梁与罗振玉当即同往同懋增，此时，大库档案已运出半数。罗振玉以12000元，即3倍的价钱将原物买回，把已运往定兴的运回北京，堆置彰仪门货栈，共占三十余间库房加五个大院：已运往唐山的运回天津罗家的库书楼。
罗振玉买得这批档案后，延招十余人排目检视，发现有满蒙文的辽事例、金事例、元事例，都是秘稿史册，还有明朝的题本行稿等，都是有关边务战事的稿册，清初的档案多是开国要略，内有《太宗致朝鲜书》、《招抚皮岛诸将谕帖》、《天聪朝臣工奏议》皆为沈阳故宫旧档。还有朝鲜、琉球、安南等国的题表档案。后罗振玉根据这批档案编印了《史料丛刊初编》十册。
教育部出售历史博物馆档案一事，引起了社会舆论的谴责，在这种压力下，北洋政府当局曾想把罗氏买得的这批档案收归国有，清史馆也向他商议收藏，但罗振玉没有应允。
但是，1924年罗振玉把这批档案除留下部分外，又以16000元的高价卖与原清朝官吏李盛铎。此人也是一个清朝遗老，清末出国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又是一个古物收藏家。但不久，李氏照例也留下一部分，又把这批档案中的大部分卖给了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7年，罗振玉把存留档案的一部分卖给了日本人松崎，共四十余箱之多。北洋政府为此事还做了些官样文章以应付舆论，在松崎把这批档案运出海关后，内务部才下令津海关要“严加查验”，然而，日人松崎此时已经带着大批清朝档案走了。
至1936年罗振玉将他存留的最珍贵的档案4872件奉献给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以表示对爱新觉罗主子的忠诚，成了个历史上很不光彩的人物。
清内阁八千麻袋档案整个转辗拍卖散失的事情，档案史上称为“八千麻袋事件”。
北洋政府出卖历史档案的事实，遭到了社会舆论十分强烈的谴责。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唤起了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第一手史料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知识界中爱国主义思潮的日益增长，这一切更加激起人们对北洋政府出卖历史档案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罗振玉又把档案卖给日本人一事的极大愤慨，一些报刊杂志纷纷著文进行揭露和谴责。
摘自《中国档案事业史》周雪恒著
